從古槽門走出來的潘吉光

——謹以此文悼念吉光老師

我與吉光老師，相識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初，至今近四十年了。吉光老師之于我，既是文學創(chuàng)作路上的領路人，又是生活中無話不談、無事不說的摯友。其關系之密切、隨意，甚或被吉光老師夫人夏格星老師戲謔為“談戀愛”。

第一次見到吉光老師，是在長沙迎賓路口。當時，我在湖南文藝出版社為魯之洛老師的一個中篇改連環(huán)畫腳本，之洛老師領著我去省文聯(lián)拜訪著名作家康濯、任光椿、謝璞以及《湘江文藝》的郭味農(nóng)、潘吉光、劉云、李慕賢等很有名氣的編輯老師。沒想到剛走到迎賓路口，便碰到了騎著單車外出辦事的吉光老師。戴著近視眼鏡，一身書生氣，是吉光老師留給我的第一印象。在此之前，早就聽說吉光老師從武漢大學畢業(yè)后便一直在文學刊物工作，是一個很有水平的編輯老師。對于來自農(nóng)村的我來說，自然多了許多敬畏，見面時也就有了幾分局促與不自然。沒想到吉光老師十分的隨和，沒說上幾句話就讓我有了一種認同感，一下子就感覺到這是一個既可為師亦可為友之人。以后的接觸中，很快就印證了我的這一感覺。

與吉光老師真正的近距離接觸，是1979年以工農(nóng)兵編輯的身份在《湘江文藝》協(xié)助工作的時候。這次機會，是魯之洛老師和吉光老師為我爭取到的。時間雖然只有八個月，卻對我以后的文學創(chuàng)作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，使我在文學創(chuàng)作方面上了一個臺階。在這一段時間里，我一邊幫助編輯老師們做小說來稿的初審工作，一邊從省文聯(lián)的圖書館借書讀，再就是抓緊時間寫作。對于我來說，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。

直接帶我的導師，就是吉光老師。

吉光老師住在省文聯(lián)院子里面，與《湘江文藝》編輯部離得很近。我在編輯部協(xié)助工作的那一段時間里，自然是他家的?？?。吉光老師不僅在生活上給予關照，寫作上更是時時事事抓住不放，幾乎是“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”。

我看過的小說初審稿，他會重新看，然后找出一些我看過的小說初審稿一一點評。這篇你看得很準，可以發(fā)；這一篇你沒看準，是一篇不錯的作品，被你輕易地“斃”了。他用這種“點評”的方式啟發(fā)我對小說作品的理解，以提高對小說的鑒賞能力。

除了這種直接的指導，吉光老師還為我引薦了不少文學界很有成就的作家、編輯，讓我在與這些名家的接觸中接受文學的感染與熏陶，提升自己文學作的品味與品位。有一次，《人民文學》雜志社的著名編輯王朝垠老師來湘組稿，吉光老師特意讓我去接送。王朝垠老師是編輯大家，推出過很多名作品名作家。湖南作家肖育軒的《迎冰曲》，就是他推出來的，肖育軒也因此一炮走紅。對這樣一位編輯大家，我一個來自底層，沒有一點名氣的人，自然有點怯場，有點“丑媳婦不敢見公婆”。吉光老師說，別人想接近他都沒機會，你怕什么喲？王朝垠是我武漢大學的同學，我向他介紹過你。見到王朝垠老師時，他對我說，我知道你，潘吉光向我介紹過你。吉光老師介紹給我的文學界老師與朋友，還有很多。俗話說，近珠者赤近墨者黑，與這些老師和朋友的接觸，自然受益匪淺。

更直接的得益，是這段時間里我在吉光老師的指導下寫出一系列有影響的作品。比如《郭二爹進城》、《九癲子說書》、《拗相公出山》等。有的寫之前與吉光老師談過構想，有的寫出之后得到過他的指點。《郭二爹進城》發(fā)表后，《湘江文藝》第10期發(fā)表了薛昌津先生的評論文章《喜讀郭二爹進城》。文章說：“《郭二爹進城》發(fā)表后，引起廣大讀者的強烈反響。在當今反映農(nóng)村生活的短篇小說尚不太多的情況下，是值得令人高興的。”《九癲子說書》發(fā)表后，獲得湖南省文學創(chuàng)作獎，老作家康濯在湖南省第四屆文代會的報告中，給予了肯定。正如魯之洛老師所言，在《湘江文藝》協(xié)助工作，比讀大學提高得還要快。我的小說創(chuàng)作，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。

這以后，吉光老師對我的小說創(chuàng)作更加關注。在1983年第十二期的《湘江文學》上，吉光老師發(fā)表了《農(nóng)二哥·人·強者——周宜地小說漫評》，對我的小說創(chuàng)作進行了全方位的評論，肯定了作品好的方面，也指出值得注意的問題，同時也對我寄予希望：“我相信有著強者性格的周宜地，一定會迎來一個新突破的勝利。”1991年，我的第一部長篇《紅蛇》，創(chuàng)作之前與創(chuàng)作之中，就與他說過要寫的人與故事?！都t蛇》問世之后，吉光老師及時進行了評論。在《現(xiàn)實與傳統(tǒng)的對話》的評論文章中，吉光老師這樣評述：《紅蛇》為讀者展開的，是一場現(xiàn)實與傳統(tǒng)的對話，鋪陳的是現(xiàn)實與傳統(tǒng)對話的濃郁的、以巫楚文化為基調(diào)的文化氛圍。人與神，文明與愚昧，現(xiàn)實與夢幻，相互交織，渾然一體。有醇香的苞谷酒，有粗野的山歌，有舍命的斗毆。在古樸、俠義、正直、豪爽、嫉惡如仇又不乏狡黠、野蠻如大山般的大山子孫的身上，閃爍著生命的原色；在神秘、原始、粗獷而又簡單的祈求神鬼的儺舞、法音里，流動著夢幻的本質(zhì)，淋漓盡致地寫出了楚文化發(fā)祥地域的巫楚文化氛圍。這樣一場現(xiàn)代與傳統(tǒng)的對話，其深刻之處就是通過作品沉重地告訴讀者，任何一頁歷史，都是以文明與愚昧的激烈沖突來書寫的，只有文明戰(zhàn)勝了愚昧的那一頁，才會凸現(xiàn)出光亮來。否則，那一頁就會呈現(xiàn)陰晦之色。

總之，吉光老師一直在關注著我的創(chuàng)作，支持著我在創(chuàng)作道路上往前走。碰上難題時，他會及時給予鼓勵；有了新作品，會及時得到他的評點。我能在文學創(chuàng)作上取得一點成績，滲透著吉光老師的心血。有人說，如果能碰上一個好編輯，是一個作家的幸運。能碰上吉光老師這樣一個熱心扶持作家的編輯，當然是我的幸運。

其實，得到吉光老師熱心扶持的作家，又何止是我？經(jīng)吉光老師發(fā)現(xiàn)、扶持而后成名的作家，不知有多少。單說武岡，黃三暢、曾維浩、小牛、鐘連城、鄧星漢、何漢斌、李鋒、楊立功、李峰等多位作家，都得到過吉光老師的熱心扶持。我想，他們也一定會與我一樣，為碰上吉光老師這樣一個熱心扶持作家的編輯而感到幸運的。

曾維浩在一篇文章里這樣敘述過吉光老師：“友人從長沙開一個創(chuàng)作會議回來，對我說，潘吉光老師說，你怎么不給他寄稿？我愣了一陣。我不是作家，我當時只是一個愛好文學的鄉(xiāng)下教師。別的人不會向我約稿，只有一個叫作潘吉光的人向我約稿。那是第一次有人向我約稿，口頭轉(zhuǎn)達的，親切而又令人鼓舞。當時我?guī)缀醪荒芾斫膺@約稿的意義。從此，我與《湖南文學》有了深深的情誼。1987年，我被送去魯迅文學院進修。那時候還分指標，給湖南省作協(xié)的是四個。訂去北京的火車臥鋪是極難的事，少不更事的我卻把這事推給了潘老師。他很樂意地幫了我的忙。初春的日子，下著雨，長沙八一路沒有公共汽車。潘老師有氣管炎。我去趕火車，潘老師卻執(zhí)意要送到火車站。我說下著雨。潘老師說：‘沒關系，雨中散步負離子多，有益身體！’他實踐著這個時髦的理論把我送到了車站。在轉(zhuǎn)過頭去望著他的那一瞬間，我忽然想起了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！西裝革履的潘老師，舉著傘,雨滴沒有模糊他的身影, 我看得見他鞋跟后的水花濺起.雨中散步負離子多，有益身體這樣的名句，我是再不會忘記的了！”

維浩這段文字的深情敘述，足以凸現(xiàn)吉光老師對后學者的扶持、關心之真之誠之深之感人。這，難道不是維浩“忽然想起了朱自清的《背影》”的原因么？

在與吉光老師的接觸中，吉光老師留給我最深的印象，是認真、嚴謹與負責。這一點，在他評作家、評作品時表現(xiàn)得尤為突出。

吉光老師的文學評論，在湖南乃至全國，都是很有影響力的。許多作家，都以得到他的評介為榮。因為吉光老師的評論從來不應付了事，從來是認真、嚴謹與負責的。寫過評論的人都知道，寫評論是一件非常費力而不討好的事。要想準確、中肯地評論一部作品或一個作家，首先要熟悉作品與作家，就得認真、過細地讀懂作品。不讀懂作品，是不可能準確地評論好一個作品或一個作家的。而要真正讀懂作品，是要花費很多時間與精力的。據(jù)我所知，吉光老師在寫《聶鑫森小說論》時，還擔任著《湖南文學》的主編，工作十分繁忙。而聶鑫森的作品數(shù)量龐雜，光讀作品就是一件很需要花費時間的事。一萬二千余字的《聶鑫森小說論》，吉光老師前前后后歷經(jīng)半年多時間才得以完稿。《聶鑫森小說論》發(fā)表后，獲得了一致好評。吉光老師說，為作家寫評論，要就不寫，要寫就得說到點子上，千萬不能應付。他是這么說的，也是這么做的。吉光老師的這種認真、嚴謹與負責，與現(xiàn)在一些或看一下作品簡介就信天吹捧，或由作者自己寫好評論文字后過過目就署上大名的評論家相比，簡直不可同日而語。

吉光老師的認真、嚴謹與負責，不僅僅表現(xiàn)在寫評論上，更多的表現(xiàn)在對工作的態(tài)度上。有時，他的這種認真、嚴謹與負責甚或有點“古板”。在處理我的《九癲子說書》一稿時，我就有過這種感覺?！度嗣裎膶W》雜志的王朝垠老師到湖南組稿，那天早晨離開長沙去常德時，我去送他。天下著大雨。走在雨水四濺的長沙街頭，王老師問我最近準備寫什么作品。我將準備寫作《九癲子說書》告訴了他。王老師一聽很感興趣，認真聽我說完構思后，要我一定注意將人物性格把握好、寫出來。臨上船時，王老師囑咐我寫完后給他。有了王老師的鼓勵，我很快就寫出初稿。寫完之后，我想請吉光老師看看，提點意見，爭取弄得更好一點再寄給王朝垠老師。沒想到吉光老師看完之后，說，這篇不能給《人民文學》，你是在我們這里寫的，應該在我們這里發(fā)。這樣，《九癲子說書》就在《湘江文藝》1979年第10期上刊出了。后來王朝垠老師給我寫信時，說你是為我們寫的，怎么不給我？我不好回答，回信也就不敢提到此事。在吉光老師看來，你在我們這里協(xié)助工作，寫出一個好一點的作品怎么能不給我們呢？這種認真，不是有點近乎“古板”么？后來，我曾經(jīng)與他玩笑似地說到過此事，他依然說這是應該的。顯然，在吉光老師看來，為人為事，該怎么樣就怎么樣，決不能想怎么樣就怎么樣的。

在與吉光老師的接觸中，除了感受到他那種一貫的認真、嚴謹與負責的為人為事的原則，印象最深的還有他對家鄉(xiāng)對他家獨有的古槽門的深深眷念。

吉光老師是“三棲”專家，編輯工作之余，除了寫評論，也寫小說。他出版了文學評論集《文藝湘軍百家文庫潘吉光卷》，也出版過中短篇小說集《夜闌人靜時》、長篇《黑色家族》。其中短篇小說《古槽門》，1987年在人民日報發(fā)表后，被多家刊物轉(zhuǎn)載并被《中國文學》英、法文版轉(zhuǎn)譯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吉光老師的短篇小說《古槽門》之所以獲得如此成功，引起令人注目的反響，關鍵在于古槽門敘述的就是吉光老師的心靈家園。在別人看來，這是一個內(nèi)涵豐富、揭示深刻的小說，在吉光老師看來，他是在對心靈家園的追尋與回訪。

是的，吉光老師的短篇小說《古槽門》和長篇小說《黑色家族》，都源于對心靈家園的追尋與回訪。

吉光老師的家在武岡鄧元泰石盤村。1955年考上武漢大學后離家去上學時的情景，他在短篇小說《古槽門》中有過真實的描述：“老父親把我喊住，要我對老祖宗傳下來的古槽門跪下：祖宗在上，不孝男出行千里，祈望庇蔭護佑！”就這樣，吉光老師帶著祖宗的“庇蔭護佑”，背著行囊，離開武岡，經(jīng)新寧到東安，最后搭乘火車去了大口岸的武漢大學。這一情景，我不知多少次聽吉光老師講述過。他的每一次講述，幾乎都帶著離家的依依不舍和對新生活的急切渴望。我想，這種對離開家鄉(xiāng)的不舍與對新生活的渴望，大概是吉光老師一生都不能忘懷的情結(jié)。那一年，我陪同吉光老師與夫人夏格星老師一道回石盤村。走到已經(jīng)變得難以相認的古槽門前時，吉光老師一臉沉重、復雜，熱淚盈眶。那情那景，將這種不能磨滅的情結(jié)演繹得淋漓盡致，讓我真實地體驗到心靈家園對人的巨大的震撼力。

這一幕，吉光老師后來在他的短篇小說《古槽門》里作過這樣的描述：

古槽門似乎高了許多，莊嚴許多。從槽門往里望去，還是長長的四方天井，用鵝卵石砌成。四周的條石，或斷，或歪，或無，或殘缺了。右?guī)繐Q成了一色的紅磚屋，門窗紅漆放光；左廂房依然如舊，黑黑的木板墻，歪斜的柱子下端被腐蝕和磨損得成了錐形，立在圓圓的墊石上。我記憶里的東西，有的換了，有的還在，有的卻不見了。

        ……

吉光老師的祖父的祖父是一個秀才，家中珍藏過不少古書字畫。直至吉光老師父親，仍留有兩個小書柜，藏有“四書五經(jīng)”及《本草綱目》之類的古籍，一直到文化革命破“四舊”時才被焚燒了。吉光老師家的古槽門，有石門檻，石門框，上面拱著半月形的青磚門簾。石門框兩邊刻有“門對千竿竹，家藏萬卷書”的對聯(lián)。在吉光老師的記憶里，古槽門是那么清晰可見：

那是兩扇堅硬得連子彈都難以打進的稠木門。厚厚的，沉沉的，轉(zhuǎn)軸牢牢地立在石凹槽中。小時候，有一次，我從父親的教棍下跑出來，與幾位小兄弟推門玩，幾雙小腳踏在門的橫枋上，雙手把住門閂，大家一齊用勁，槽門便“吱呀吱呀”地往里轉(zhuǎn)，然后“哐當”一聲碰在石門檻上，快活極了。沒想到被父親抓住發(fā)“拜槽門”。父親指著門上刻的花紋圖案，敲著我的腦殼皮：“敗家子，這槽門會毀在你們手里！睜開眼睛看看，這是什么？——魚躍龍門！不食寒窗之苦，焉能出人頭地？”

遺憾的是，吉光老師回到有著古槽門的四合天井里時，記憶中的一切“有的換了，有的還在，有的卻不見了”。就連老父親留在兩個小書柜里的“四書五經(jīng)”及《本草綱目》之類古籍也被破“四舊”焚燒了。難怪吉光老師走近古槽門時一臉沉重，心潮難平。

 這一次回家，興奮中多了一些遺憾的吉光老師，卻觸動了要將古槽門曾經(jīng)給予自己，并一直伴隨自己不曾失去的一切寫出來的創(chuàng)作欲望。于是，便有了后來的《古槽門》與《黑色家族》。在吉光老師的小說創(chuàng)作中，短篇小說《古槽門》與長篇小說《黑色家族》這兩部作品，無疑是很有份量的佳作。短篇小說《古槽門》極有影響，長篇小說《黑色家族》也引起文學界的廣泛注意。周荷初、胡宗健在《一幕逝去又還存在的活劇》的評論中指出：“潘吉光的長篇力作《黑色家族》，初稿脫于新潮迭起、各領風騷的1986年。潘吉光卻一如既往地選擇了他擅長的寫實風格,而且,顯得比以往更老成持重,更深沉熱烈。多重矛盾的集合體《黑色家族》陳述的是古老江氏家族建國以來近三十年的興衰沉浮,其中似乎帶有作者自己家族的面影。更確切地說,它是中國社會一段歷史的縮影。作者的筆觸延伸到社會的各個階層,聯(lián)系到‘家族’中以及與‘家族’相關的眾多關系。”小說雖然不是照搬古槽門里那個四合天井發(fā)生的一切，但那一切畢竟是小說生發(fā)的源泉。也就是說，是古槽門與古槽門里那個四合天井里的人、物與數(shù)十年變幻的時光，成就了吉光老師不同凡響的小說作品。

古槽門成就了的何止是小說作品？難道不也成就了吉光老師么？他的既可為師亦可為友的為人品格，他的認真、嚴謹與負責的為事態(tài)度，難道不是這古槽門所成就的么？當一個風華正茂的青年從這厚重而又質(zhì)樸，承荷著鄉(xiāng)村古老文化積淀的古槽門走出去時，他已經(jīng)帶走了這里的一切，并用這一切筑就了自己的心靈家園。

當然，從古槽門走出來的吉光老師不可能是有如其祖上的那種鄉(xiāng)間文人。經(jīng)過大學深造也經(jīng)過解放后幾十年風雨磨礪的吉光老師，對于文學對于文人，有了他自己更深切的認識。2007年，年過七十的吉光老師接受來自他的母校——武漢大學文學院校友尋訪團小校友的采訪時，說過這樣一段話：“文學最怕的可能不是自身的消亡，而是淪為政治的工具；文人最怕的可能也不是死亡，而是成為政治的傀儡。人的本質(zhì)應該是自由的，文學亦是如此。”“當今文壇變化多端，但文學萬變不離其宗。對于文學作品來說，思想內(nèi)涵始終是靈魂，但作品本身的藝術性也不可缺失。一部好的文學作品，必定是一部有思想內(nèi)涵的藝術品。”

這，就是從古槽門走出來的吉光老師。